从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迅速完成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建设，其军队也在这一时期正式成型。然而，自那时起，日本军队便常常被贴上“野蛮”的标签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其残暴行径被认为是所有参战国中最为惨烈的。人们常常会追问，这种极端的暴行是否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。然而，如果深入剖析，这种野蛮并不是某一民族或国家独有的特质，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基因烙印。
回溯远古，人类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，单个个体面对野兽往往毫无还手之力。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，最终主宰地球，靠的是抱团取暖、共同协作。智人通过群居生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，彼此互相保护，分享工具和知识，这才建立了生存优势。而同一时期体格更强壮的直立人却因为缺乏合作精神，甚至沦落到自相残杀，最终被淘汰。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就是他们互相猎食的残酷印记。
这种群居社会中的“互相克制”逐渐演化成了更高级的规则和秩序。即便在现代社会，法律体系再完善，犯罪依旧无法彻底消除，各种极端残忍的事件仍时有发生。比如，唐山烧烤店的恶性打人事件就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人性深处的阴暗面。这并非文化教化的缺失，而是人性本恶在某些极端情境下的爆发。古今中外，无论是西方强调“原罪”的宗教观念，还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“人性本恶需以法治之”的法家思想，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规则和制度约束这种野蛮的本能。
展开剩余56%再看日本。自明治维新后，日本迅速跃升为世界列强之一，经济、科技和军事实力都进入了一流水平。即使近年来日本经济被诟病停滞，它仍稳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，其社会运行效率和法治严密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顶尖的。普通日本民众普遍遵守法律与规则，这使得社会高度有序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其军队中的野蛮行为是基因或文化的必然产物。
事实上，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，本质上是国家机器推动下的集体行为，而非个人恶行的自然释放。那些来自治安良好、秩序稳定社会的普通士兵，在军队中经历了近乎残酷的训练和严苛的军法约束后，仍能在侵华战场上展现出极端的残忍，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明确的命令和潜规则驱使下行事。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其他惨案，背后都有清晰的系统性指令，且违抗这些“规则”的士兵往往会遭到严厉惩罚。因此，将这些暴行简单归因于日本传统文化或民族劣根性，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谬误。
必须正视的一点是：侵华战争中的种种罪行，是以国家意志为核心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暴力。士兵们的个人罪行只是附着于国家机器制造的大恶之上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避免陷入情绪化的偏见，也才能真正认识到历史的深刻教训——野蛮并非某一群体独有，而是在特定制度与环境中被放大、被操控的人性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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